武汉市区的地标性街道汉街又恢复了熙攘，而汉街上最大的文华书城却悄然关店了。一则致读者的停业公告发出，宣告这家九年的老书店没能挺过这场疫情。李修文百感交集。

走在自己生活了几十年的城市里，李修文看到许多曾经吃过的小餐馆、逛过的小店都已不复存在。

李修文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城市正在复苏，但复苏得很艰难。好多人没有等到迎来曙光的时刻。”李修文说，“这不是一场即时发生、突然终止的灾难。它的特点是将在很长时间，多维度、多空间地考验我们的心智、耐心和承受力。考虑到现在国际上的状况，这场人类的‘战疫’目前看来仍不能说它就结束了。”

城市恢复，信心是金。作为湖北省作协主席、武汉市作协主席，李修文鼓励作家们尽快开始写作、展开文学活动。用文化生活方式的苏醒，来唤起城市恢复的信心。

李修文的身份很多元，他是在二十多岁时就崭露头角的作家；也是曾因苦恼写不出来纯文学作品，而“流浪”到影视界的编剧；他是中国最年轻的省级作协主席；也是疫情期间下沉社区，绞尽脑汁解决居民粮食问题的机关干部。在这个图书出版业、影视文化业均难逃“疫情次生灾害”重创的时期，亲历了种种人生战役的李修文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分享了他的所思所感。

武汉标志性书城关店 让作家有兔死狐悲之感

歌词里所唱的成了真，“我最爱去的书店，它也没撑过这个夏天”。

对武汉爱书人意义非凡的汉街文华书店成为历史。这个置身在武汉繁华商圈的四层楼书店，疫情后恢复营业，收入仅有之前的10%。虽然之前也一直处于不赚钱的状态，但汇集繁多书类、拥有宽阔阅读空间、时常举办作者见面会的书店存在于喧嚣之地，总是给人舒心之感。

疫情之后，它再也承担不起核心地段如此高昂的房租，关店歇业、重新选址，是心痛也必须接受的残酷选择。

疫情最严峻时，往日热闹非凡的汉街步行街看不到一个行人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资料图）

“我就是一种兔死狐悲之感，大家其实是一条绳子上的。”李修文说，“应该说这些年成长起来的许多作家都得到了书店的帮助。我们在全国的各大著名书店，都做过活动，与读者们进行交流，书店早已成为今天图书传播市场上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书店是我们去到一个城市里要对的‘暗号’，所谓‘吾道不孤’、‘原来你也在这里’，它不光是卖两本书的问题，它本身就是一个城市的重要器官，在这里，爱阅读的人们相互鼓舞、相互印证。”

在疫情前，书店的盈利本身就很困难了，传奇网页私服，书店营业者想尽各种办法尽力去做到收支相对平衡。一经疫情的折腾，这种平衡就彻底被击穿。大量书店的倒闭，会进一步波及原本就脆弱的图书出版业。至于这种影响会不会进一步传导给再上游一层的作家群体？李修文并不这么认为。

“除了网络文学作家、畅销书作家，全世界的纯文学作家都一样，做作家就不要指望作家这个职业能让你活得很好。”李修文表示，“在中国的纯文学领域，除了极少数作家可以靠纯粹写书来获得相对体面的生活，其他更多的作家在写作外，都需要另一份职业来谋一碗饭吃，很长时间里我自己也不例外。”

纯文学作家收入微薄，在疫情之前早就如此。正因为这样，疫情对经济的下挫，反而并不会影响纯文学作家群体的创作。“早在灾情到来前，在我们的人生中，我们早就已经经历了无数次的考验。我们这个群体，一定是大浪淘沙后被自己说服的热爱。”

以李修文个人为例，和写一本纯文学著作比起来，写一部剧本能为李修文带来更多的收入，但为什么还在坚持所谓的纯文学作品？“那是因为我的生命需要这样的表达，我宁愿不去向往那些更高的收入，这是我的人生志愿，对不对？如果我离开了所谓的纯文学写作，我的生命就不完整，我受不了，这就是我写作的原因，而不是说因为一次灾情下降的收入，我就不写了。”

主编《战疫书简》，收录普通人的家书

即便在疫情期间，李修文也一直鼓励和支持作家们用各种方式把自己的遭遇记录下来。他自己也主编了一本《战疫书简》，记录在抗疫过程中，许多普通人给家人、朋友写的信，还有那些关心这座城市的人写给武汉人的信。

风雪交加的一天，李修文在他下沉的社区，和工作人员一道从大货车上往下搬菜。社区书记是一个年轻女孩，李修文问她，你和家里人有没有通过信？她说：“肯定写过啊，我出来的时候，以为我会死，会回不去了。我是单亲家庭，自己带着儿子，我给儿子写了一封信。”

李修文听了心有戚戚，将那社区书记写给儿子的信收入了《战疫书简》：“那个时候，许多参与这场斗争的人，都怀着这种可能回不去了的心情。”

随着战疫取得初步胜利，城市在复苏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资料图）

回忆起自己在疫情期间的工作，李修文身兼数职，他要和湖北省作协的党组书记一起，为全国作协组织前来采访的作家们做好后勤保障。还要下沉到湖北省作协、武汉市作协对口服务的社区去做具体的事情。

最难忘的情景之一，是湖北省作协对口的社区严重缺乏基本生活物资之时。那时候通往武汉的物流极为困难，要想大面积调运粮食过来谈何容易。因为李修文在影视界做过编剧、监制等工作，不少认识他的演员主动提出，想帮忙捐赠粮食，但都苦于无法解决物流问题。

“我后来找到张一白导演，他帮我火速从黑龙江调来1.8万斤大米，从内蒙古调来1.8万斤白面，两辆大卡车开了四天四夜。我们作协这边火速协调政府各方面，解决两辆车一路来的通行问题。第五天清晨，所有下沉社区的干部就守在门口，远远看着两辆车驶进来，所有人兴奋地呼喊，然后立刻开始分装，我记得我送去的第一户家庭是一对盲人夫妇。”李修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