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革命运动就像见证一颗星星的陨落，猛烈爆炸后打破了原本按部就班的一切，激发出全新的活力和能量。尽管每个时代，每个国家的革命运动不尽相同，但当阿拉伯世界的民众揭竿而起，当西方势力武装干预，如美国的导弹在与人民为敌的独裁者卡扎菲的防御体系上炸响后，仔细研究过往革命运动的历史，相信仍然会在不远的将来带给我们启示。

　　德国社会学家麦克斯-韦伯认为民众顺从统治者的原因有三点：一是当局掌政多年根深蒂固，二是统治者或领导阶层有非凡的魅力和号召力，三是法律法规约束。在阿拉伯世界里，这三点原因中的第一点体现的尤为明显，这儿大多数的国家都是世袭王朝制。

　　在被迫辞职放弃权利之前，埃及前总统霍斯尼-穆巴拉克已经在筹划世袭的接班制度了；于2000年病故的前叙利亚领导人哈菲兹-阿尔阿萨德，临终前将权利移交给了儿子巴沙尔；至于利比亚掌权人卡扎菲上校，他的子嗣们分别掌握国家多个要害部门，他们中有的人已经得到西方财团的支柱，开始为接班人的宝座展开激烈争夺；而在也门，总统萨利赫的子侄们则完全掌握了国家军政大权。

　　14世纪著名的伊斯兰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曾说过：“一个王朝的寿命和其统治者息息相关。”阿拉伯国家的君主政体大多依托于宗教信仰的声望地位(如瓦哈比教和什叶教派)，统治者声望(在伊朗是什叶教领袖阿雅图拉，埃及是自阿尤布王朝的统治者萨拉丁以来最受人民爱戴的总统贾马尔-纳赛尔，在沙特是备受爱戴的前国王伊本-沙特)，以及血脉延续(约旦现任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是备受尊敬的已故国王穆罕穆德的儿子)。“然而即便是再大的声望，也免不了有腐朽衰退的一天。”这也是伊本-赫勒敦的名句。

　　革命运动往往由一些举世瞩目的大事件引发，如2009年伊朗舞弊案，前不久突尼斯的自焚事件等。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些事件虽然各有不同，但大都源于国家经济长期的萧条，以及民众期望值的上升。现如今，阿拉伯的青年们很容易从互联网上看到西方国家的同龄人是如何生活，并享有何种权利的，而这种对比自然会带来强烈的冲击。如今生活在微博交流时代下的阿拉伯人，远不是法老时期那代人那般愚忠了，阿拉伯世界统治者沿袭多年的古老的政体范本正在被宣判死刑。而那位留着野蛮人发型，长着高颧骨，喜欢任用护士小姐们当将军和卫兵的独裁者(指卡扎菲上校)在最近频频成为年轻人争相嘲讽的对象，他已经丢掉了他统治这个国家的根本。

　　翻看历史，这些统治者们的大脑往往都是迟钝僵化的，他们通常都是等到残局无法收拾了，才意识到发生在身边的恰是一场来势汹涌的大革命。1848年奥地利爆发革命时，首相大人梅特涅亲王已然老态龙钟，他甚至听不到宫殿外起义者们的喊杀声。当革命运动爆发时，我想卡扎菲上校，还有巴林国王哈马德-阿尔哈里发很可能都和身边随从有过以下这番类似的经典对话：1789年法国巴黎爆发革命，国王路易十六问道：“外面怎么了，是暴动吗？”他的亲信拉罗什福科回答说：“不，陛下，那是大革命。”

　　无人领导无系统组织的革命运动，往往有更强大的冲击力且不易被镇压。列宁就曾指出，1917年的2月革命恰恰就是俄国民众自发点燃的，并非是他和某一政党所组织领导的，当时数以万计的穷人集结在彼得格勒推翻了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统治。2月革命爆发时，革命党人要么流亡海外，要么已经遭到沙皇秘密警察的破坏，根本无力组织起这样声势浩大的运动。

　　而在当今的科技时代，这种自发的革命运动在FACEBOOK的推动下会愈演愈烈，加速促进人际交流，西方闻名，查理-辛的独白，美国的高科技等等都很容易得到广泛传播。1848年，革命之火在短短几周的时间内就烧遍了欧洲大陆，自西西里到巴黎，柏林，维也纳乃至布达佩斯，人们在没有电话，没有微博的联动下，依然自发的组织起声势浩大的反独裁革命运动，同样的事情换作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规模如何实在无法想象。

　　民众们走上街头反对暴政后，镇压革命运动取决于统治者的个人意志和血腥屠杀的能力，像1979年伊朗国王巴列维和今年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都采取了温和应对策略，因此他们的政权也最容易被民众们推翻。而野蛮粗暴的极权国家，就像卡扎菲上校的利比亚，萨利赫总统的也门，以及阿萨德总统的叙利亚，都对革命运动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手段，革命成功的难度自然也就大一些。伊朗在镇压反对派之前先将外国新闻媒体记者驱逐出境，为的就是在屠杀革命者时不为美国国会和CNN电视台知晓。

　　研究法国大革命的观察员埃德蒙-伯克说：“这些革命运动都有不错的开始，但也普遍有着可悲可叹的结局。”看看当年黎巴嫩真主党反抗叙利亚而掀起的雪松革命，最后以由叙利亚支持的真主党人来统治国家。如今在卡罗和班加西的革命运动，给这两个国家带来了许久未见的清新的自由之风，一如1848年的欧洲革命，1917年的俄国革命爆发时那般纯洁。可最后呢？它们是否也会如同后者那样，由恐怖而取代了最初的民主自由？

　　革命过程中常会出现一些临时领袖，如1917年2月革命中粉墨登场的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在布尔斯维克武装夺取政权前他还在做帝国主义的美梦。革命党人中还要有人为真正的领袖做挡箭牌，如伊朗国父阿雅图拉-霍梅尼的总理迈赫迪-巴扎尔甘，这位民主党领袖就在美国人质劫持事件中辞职下台。革命所取得的短暂成功往往也难以持久，民众渴望稳定的国家政权带来和平和自由，不然他们会被刺激变得越发激进。列宁曾有一句精辟的名言：“否极泰来。”历史也告诉我们，越是经历过大动荡的国家，历经革命后越容易得到真正的长治久安。

　　通过革命建立政权后，国家领袖的人格魅力就变得极为重要了。1917年10月革命后，在列宁的带领下，布尔什维克得到民众空前拥戴；在伊朗，霍梅尼于1979年创立什叶教派神政深得人心；在南非，纳尔逊-曼德拉给这个国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尊严和和平。不过目前在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这些国家，反对党里还没有真正意义上赢得人心的领袖，独裁者们也早已通过各种手段，将革命运动的一些代表人物先后诛杀。

　　外国势力入侵也是1848年欧洲民主革命早衰的重要原因之一：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军队杀奔哈普斯堡王室，扑灭了奥地利的革命之火，俄国人也因此得到了“欧洲宪兵”的诨名；沙特阿拉伯曾经武装干预过巴林什叶教徒的叛乱，因此成为名正言顺的“海湾宪兵”；如今在也门，萨利赫总统也寻求过沙特的帮助；利比亚的情况则是完全相反，网页版SF传奇，西方势力对卡扎菲上校不满已久，他们选择支持反对党。这些个国家的革命进程不同，但本质上没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