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崇拜着过去的辉煌、祖先的荣耀，那些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成了被供奉的“众神”。而在“众神”当中，汉武帝刘彻无疑是最闪亮的那颗星。

汉武帝刘彻

“武帝时为中国极强之世，故古今称雄主者，曰秦皇汉武。”破匈奴、伐大宛、灭南越、平朝鲜，赫赫武功使得无数华丽的词藻和热血的情怀与武帝之名相挂钩。

历史写就了大漠铁骑、西域雄师、征服岭南、扬波东海的英雄时代。诗歌里亦传唱着“北方有佳人，遗世而独立”的柔情，“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的豪气。

但是，历史还留下了“穷兵黩武”“海内虚耗”的字眼，诗歌中仍可见“一将功成万骨枯”、“将军白发征夫泪”的悲哀。只是后来者，太喜欢看人前的荣誉与辉煌，而淡忘了荣耀背后的血与泪。

迟到16年的罪己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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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刘彻的统治，前后长达五十四年之久。在武帝统治前期，大约建元元年至元光二年（前140—前133），整个帝国的政治经济足可谓太平治世。司马迁写道：

“

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粮仓)皆满，而府库余货财。

”

自元光二年马邑之谋后，武帝开始大规模的对外用兵，“征伐四夷，师出三十余年”。

在这三十多年间（前133—前102），除对外征伐外，武帝还完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改革，收相权、行察举、削王国、设刺史等政治军事改革，统一货币、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等经济制度改革。后世所推崇的文治武功，基本上是在这一时期完成。

然而，读史者如果细查一番，不难发现这些大事基本上都是在元狩（前122—前117）、元鼎（前116—111）年间完成，少数完成于元封（前110—前105）年间。

也就是说，如果武帝身负历史使命，那么到元封年间他就已经完成。这之后，应当停止大规模的对外用兵（如损失惨重的伐大宛）、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可是，直到征和四年（前89），武帝才颁布转变统治政策的轮台诏。武帝的轮台诏，广受后世所赞扬，是中国古代帝王罪己以收民心的难得的成功之举，它澄清了纷乱局面，稳定了统治秩序，引发了后继者的“昭宣中兴”。

不过，在今天看来，班固所动情称赞的这份“仁圣之所悔”的罪己诏完全可以早上16年，那样武帝后期的家国民生不至于出现“亡秦之迹”。

劳民伤财的雄才大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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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81年，汉武帝去世后的第六年，主政大臣霍光召开盐铁会议，其授意从民间来的贤良、文学攻击盐铁等政策，试图在舆论上搞臭长期主管财政的政敌桑弘羊。

但没有想到，贤良、文学从一开始就全盘否定官营政策，而桑弘羊又坚决维护官营政策，双方的争论越来越激烈，争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这就打乱了霍光的原定部署，使得霍光骑虎难下。

大司马大将军霍光

不过，这场失控了的“辩论赛”却让后人对于武帝一朝的政治问题有了更多的认识。其中，有一段值得关注：

“

当公孙弘之时，人主方设谋垂意于四夷，故权谲之谋进，荆、楚之士用，将帅或至封侯食邑，而勀获者咸蒙厚赏，是以奋击之士由此兴。其后，干戈不休，军旅相望，甲士糜弊，县官用不足，故设险兴利之臣起，磻溪熊罴之士隐。泾、渭造渠以通漕运，东郭咸阳、孔仅建盐、铁，策诸利，富者买爵贩官，免刑除罪，公用弥多而为者徇私，上下兼求，百姓不堪，抏弊而从法，故憯急之臣进，而见知、废格之法起。杜周、咸宣之属，以峻文决理贵，而王温舒之徒以鹰隼击杀显。其欲据仁义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众。

”

贤良文学这段话可谓言简意赅，清晰揭示出武帝统治政策的实质。武帝即位后逐渐开始用兵四夷，主要是对匈奴的军事征伐，这是武帝朝政治活动的第一原动力，“奋击之士”因此兴。

然而到元狩四年(前119年) 左右，连年征伐匈奴导致“财匮，战士颇不得禄”，汉廷发生严重财政危机。

在此严峻形势下，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等兴利之臣应运而生，汉廷积极开拓财源，增设盐铁酒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入粟补官、入羊为郎、出货除罪等兴利活动，在数年之间不仅成功化解财政危机，而且为武帝后半期的对外军事活动提供了充足的财源。

但是兴利活动却搅乱了民生，造成了社会动荡，盗贼四起、民不聊生，于是武帝又在全国上下大兴酷吏之治，以严刑峻法高压统治。

可以说，汉武帝因穷兵黩武的关系，才逐渐实行战时经济政策。因实施战时经济政策，又不得不用残酷的刑法来维稳，三者互相因缘。

武帝对外征伐、对内实行兴利政策并大兴酷吏政治的统治政策保证了其文治武功的实现，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

对外征伐

据《汉书·武帝纪》和《史记》、《汉书》中各少数民族传记记载中的情况，汉武帝在位期间，仅对北匈奴用兵就多达44年，几乎平均1年2个月就要进行一次战争。这还不算对朝鲜、南越等地区发动的战争。

这些战争中，有些确有其必要性，如对匈奴的几次战争。但也有很多纯属得不偿失,如征伐大宛。在司马迁笔下，汉武帝派李广利攻打大宛，是出于他喜好大宛宝马的私欲。

武帝以丧师五万、转运万里的巨大代价，仅得大宛“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得与失之间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反差，让人难免觉得这场战争是多么得不偿失。

汉征伐大宛路线

而事实上这场彻底断匈奴右臂的战事，确实是损失惨重，代价巨大。汉代的贡禹、夏侯胜、贾捐之、扬雄、蔡邕等人，以及参加盐铁会议的贤良文学们也一致认为，武帝拓边劳民伤财、虚耗国力，导致灾祸并生、盗贼蜂起、天下大乱。

夏侯胜甚至认为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卒，竭民财力，奢泰无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无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矣。”

汉代以后，批评武帝穷兵黩武的言论仍不绝于耳。唐代名臣狄仁杰就说：

“

汉武追高、文之宿限，藉四帝之储实，于是定朝鲜、讨西域，平南越、击匈奴，府库空虚，盗贼蜂起。百姓嫁妻卖子，流离于道路者万计。

”

明代顾炎武也批评到“汉武穷兵极远，逞一时之私心，以启后世无穷之祸。”

兴利政策

汉武帝统治期间，实行了一系列重大的兴利政策，包括统一货币、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

这些战时经济政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重农抑商，或农商并重，而是为了打击富商大贾，制止其囤积居奇，操纵市场以谋取暴利。同时也是为了削弱地方郡国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统治。

其最为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迅速聚敛社会财富,用以填补西汉王朝在财政支出上的巨额亏空，支持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和穷奢极欲的生活耗费。

这些政策在短时期内确实起到了迅速聚敛社会财富的功效，支持了武帝的“文治武功”和穷奢极欲。